2020年10月23日上午，西方古典学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郝际陶应我院邀请，通过网络平台为师生们作了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该讲座以“古代城邦制刍议——从《雅典政制》与《周官》谈起”为主题，系“京师史学名家前沿系列讲座”之一，由我院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室倪滕达副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高校学生与历史爱好者前来聆听。

《雅典政制》与《周官》（亦即《周礼》），这两部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大体相当，只不过一者说东，一者道西。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古代奴隶制城邦文明发展到了奴隶制时代的顶峰。郝际陶教授通过对《雅典政制》与《周官》所涉及的城邦之制的对比，发现古代希腊同古代中国的城邦在发展上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郝际陶教授指出，《雅典政制》与《周官》都曾经过被湮没的命运。《周官》亦作《周礼》，据说为周公居摄而作，原书并未流传下来。汉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周礼》才得出山崖屋壁。另一方面，东汉郑玄作《周礼注》，使《周礼》义得条通。孙怡让《周礼正义》一书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关于《周官》之真伪的争论历久不绝。

《雅典政制》无疑是亚里士多德政制专著中重要的一篇，但其原著绝大部分都已散失，仅有86段断片、引文散见于后代文章。此外，关于这篇重要著作的作者为谁之争，仍不绝于耳。但幸运的是，《雅典政制》经过各手稿的传抄及对纸草文书的整理失而复得了。《雅典政制》及《周官》的再发现，为研究古雅典、周时的政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郝际陶教授从“《雅典政制》与《周官》同是奴隶制时代城邦的产物”方面展开论述。她阐释了“城邦”一词的来源及典型的城邦特点，并指出土地和人民是构成城邦的重要要素。为促进城邦更好的发展，限制人口数量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也是古代城邦世界的现实所需。而彼时的人口统计反映着城邦的发展，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能认识到人口调查的意义并给以制度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图一）

接下来，郝际陶教授重点强调了《雅典政制》与《周官》所反映出的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建邦立国的过程。以城邦之制，治不了大国，必分而治之。在西方曰移民或殖民，在中国曰分封、监国，其实质是一样的。邦国若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邦国联盟是必经之路，世界上所有最早出现邦国的文明地区都有过邦国联盟的发展阶段。古代希腊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便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争霸战争。而夏天下、商天下、周天下的实质其实是分别以夏、商、周为首的城邦联盟。

郝际陶教授接着阐释雅典人与周人在自己城邦中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城邦就是公民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内，每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权。唯有参与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活动，服从城邦的法律，公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周国人和希腊公民均视邦事如己事。

（图二）

最后，郝际陶教授总结道，通过对《雅典政制》与《周官》所涉及的城邦之制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希城邦有许多共同点。而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历程。雅典与周邦是典型的城邦，《雅典政制》与《周官》俱言城邦之制。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郝际陶教授带领大家深入到《雅典政制》与《周官》的文本中，全景式地梳理了雅典与周的城邦发展历程，探讨了二者间的历史相似性，获得了与会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郝际陶教授，西方古典学家，是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主攻方向为中国和希腊、罗马古代历史的对比研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所长；法国康泰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Professeur Invité, ISTA,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曾兼职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理事，以及《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杂志》（JAC，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主编。

（撰稿人：杨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