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日晚7点，我院赵贞老师在主楼600进行专题讲座——“敦煌写本中的鸟形押研究”。

讲座伊始，赵老师首先向我们简单介绍了鸟形押的研究历史，结合多篇论文，具体说明了针对鸟形押研究的一些观点，据此描述了自己研究的思维历程和看法，使同学们对相关研究的内容有了一个基本把握。其后，赵老师又介绍了包括文学作品，公文通告等等一些现存的鸟形押写本，重点介绍了曹元忠、曹延禄时期印有鸟形押的文书，这些文书材料可以补充归义军时期敦煌边防、财政、外交、民族、畜牧等方面的认识。在比较多件文书后，赵老师指出，曹氏归义军使用的带有鸟形押的“帖”，实际上是一种级别较高的官文书，而非仅仅针对下层军民发布的低级公文。在诸多形制的鸟形签署中，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使用的第三种鸟形押，很有可能是由曹元忠姓名中的“元”字化裁而成，由此鸟形押也成为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在综合分析后，老师提出了不少与先前见解不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对某些文书的性质判断上，认为不少之前定性为破历的文书都应该属于“帖”这一类。另外，虽然老师认为鸟形押理应是由节度使曹氏使用的，但也表示有两件文书中的“尚书鸟形押”和“长千鸟形押”，其使用者是否为曹氏家族尚难判断，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鸟形押制作的文化意义，赵老师介绍了法国学者艾丽白的“曹氏受胡族影响”说，即鸟形押可能是受胡族对飞鸟崇拜的影响形成的。赵老师认为，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对飞鸟的崇拜和占卜，以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飞鸟的关注和探究热情，都有可能对敦煌归义军政权产生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的形势，周边胡族政权对归义军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而河陇地区自唐初以来流行的宣示天命和传达神意的飞鸟祥瑞文化一直延续了下来，张承奉时期的“白雀献瑞”和曹议金时期的“白鹰呈祥”无疑是最为生动地体现。

在讲座的最后，赵贞老师总结说，鸟形押作为替代归义军节度使签署的一种形象图案，和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花押”形式类似。同时，鸟形押为节度使亲笔画押，代表了沙州的最高权力组织，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有时归义军官印还配合鸟形押来使用，更加凸显了鸟形押作为曹氏权力和命令的象征意义。鸟形押文书涵盖多样，在大量的财务帐目审核和判凭中，体现了曹氏节度使在财赋方面的观察处置之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氏家族执掌沙州（敦煌）时权力集中，鸟形押作为节度使权力的象征性符号，因而散发出浓郁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老师在讲座结束后，也表达了极为殷切的希望，呼吁更多的同学关注、加入敦煌文献的研究，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春秋学社 李和成）